“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都铎[***]，法国未经波旁[***]，俄国未经罗曼诺夫[***]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不幸我们的[***]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

    “象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都铎王朝代百年的[***]。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波旁[***]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年的[***]，然后列宁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曼诺夫皇朝，却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即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帝制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因而俄国革命就没能有割据的流弊。”

    “[***]恐怕并非是建国的必要阶段吧？”杨朔铭想了想，说道，“要说[***]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阶段，咱们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

    “不错，胡适之的意见是，[***]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都铎[***]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说道，“当前有很多人还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但胡适之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曰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哉斯言。”杨朔铭点头赞许道。

    “他还撰文称：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而不知道[***]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是比自由明煮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俄国布党的成功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

    “再说，中国今曰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的局面呢？”徐树铮想起了冯基善的通电，说道，“咱们中国，毕竟不是俄国。”

    “对。”杨朔铭说道，“苏俄的[***]，一是领袖的读才，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想搞[***]，在具备高水准的[***]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姓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政权。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姓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苏俄式的[***]。”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得在明煮和[***]之间，走一条‘中庸’的路线了？”徐树铮终于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经据典的说了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明煮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明煮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明煮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明煮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的机会。”段祺瑞看着杨朔铭说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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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五十七）川南一霸

    “明煮共和，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均是大势所趋，但各国国情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段祺瑞继续说道，“自辛亥至今，咱们中国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底子，而且已经是民族国家了，但[***]思潮仍大有人在，瀚之一心想要建设明煮中国，认为明煮自由科学才能救中国，这完全对，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倒不妨灵活一些，需要铁腕[***]的时候，万万不可拘泥于明煮之说，缩手缩脚。否则，便是自取死路。”

    听到段祺瑞的话说得沉重，似乎是在讲述自己当年失败的原因，徐树铮不由得暗暗叹息起来。

    “是啊，今曰你杨瀚之在台上，对他冯基善可以做到手下留情，可要是他冯基善在台上，会对你如此吗？”徐树铮说道。

    杨朔铭知道段祺瑞是在点醒自己，正色说道：“段公所言，当谨记在心，时刻不忘。”

    “这一次巡阅使会议关于释除兵权的事，松坡和又铮应该是能够解决，但你这个财政部总长，如何把那些不肯向中央解款的省摆平，可是要更加的困难。”段祺瑞说道，“关于这块儿，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敲山震虎。”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先办他几个大案再说。”

    “办案？”段祺瑞和徐树铮听了他的话都是一惊，忍不住齐齐问道。

    “对，办案。”杨朔铭迎上了段徐二人的目光，看到他们不解的样子，他又补充了一句，“咱们中国现在是法治国家了，当然要依法办事了。”

    看到杨朔铭脸上那看似阳光实则阴冷的笑容，段祺瑞象是明白了什么，点了点头。

    “你总是愿意做出人意料的事。”段祺瑞说道，“不过这样也好，你不用直接出面，也省得让人把矛头都对着你。”

    “那也不一定。”杨朔铭转头看了看窗外，说道，“从今年开始，恐怕得经常下去走走了，有些事情，必须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可得小心了。”听到杨朔铭这么说，段祺瑞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所谓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真斗起来，够你受的。”

    “那要看怎么斗了，呵呵。”徐树铮倒象是支持杨朔铭的想法，他笑着看了看段祺瑞，没有再说下去。

    “段公放心，我有我的办法。”杨朔铭笑了笑，说道。

    在结束了和段徐二人的聚会之后，杨朔铭看看天色尚早，便回到了财政部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此时他的办公桌上又新出现了好几份文件和报告，杨朔铭取过放在最上面的一份报告看了一眼，眉毛不由得微微一扬。

    这份报告，是刚刚从财政部情报局送来的，报告的是四川的一些情况。

    而报告当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名字，却勾起了杨朔铭对原来历史时空的一些有趣的回忆。

    “这人不就是个恶霸地主吗？怎么这上面会这么写？”

    “我光知道水牢那个破事儿是假的，可还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情况……”

    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仔细地将报告看完了一遍。

    “有意思，看样子这个人不光是恶霸地主这么简单啊。”他将手中的报告扔到了桌上，他盯着报告当中的那个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却透着杀气的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正好想打一头大的老虎，这老虎就送上门了，真是巧啊。”

    杨朔铭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接通了财政部情报局局长“降龙”的办公室。

    “是我，对，你过来一趟吧，我有事情找你商量。是关于四川那边儿的。”

    “你想在四川‘打虎’？”

    “呵呵，对。”

    “我马上过去。”

    四川，宜宾。

    此时，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正伏在一处小山坡上，用望远镜眺望着远处一座宏伟壮丽的庄园建筑。

    “他刘家大院好大的气派。”陶诗咏看着庄院里那些雕梁画栋的精美建筑构件，不由得恨恨的说道，“果然是没少搜刮民脂民膏。”

    “没听老百姓都管他叫‘刘老虎’吗？”陶诗咏身边的恋人刘德升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也是气恨恨的说道。“都能把今后十年的租都收了，亏他想得出来。”

    “现在他贩卖鸦片的证据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陶诗咏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刘家大院往来进出的人们，说道，“到时候报告给上头，就能一下子扳倒他。”

    现在的刘德升和陶诗咏，都已经被招募进了财政部经济调查局，成为了见习情报员。

    他们俩和为数众多的调查局同事这一次来四川宜宾执行的任务，就是搜集当地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不法证据。

    刘文彩是川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刘文辉的哥哥。1921年，刘文辉奉命率军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川南税捐总办等多项要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

    而根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刘文彩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大量民团非正式武装，规模相当于一个混成旅。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此前根据财政部情报局的统计资料，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目前位居第四十二位；他名下有5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刘德升等人当然明白，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在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他本人文化不算高，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而后来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的冬天，35岁的刘文彩走出了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此后，刘文辉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敛财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仅在宜宾收集的税票和当地人民的控诉，刘德升就知道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记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说闻所未闻，故而，宜宾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刘德升等人通过调查暗访得知，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国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刘德升等人搜集的税票，刘文彩贞地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34年的田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