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空战给苏联空军带来了种种新的难题。尽管苏联空军全力起飞拦截，但初期的效果不甚理想。苏联空军对夜间城市防空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当时苏联空军剩下的战斗机部队中，只有8个战斗机中队可以用于夜间截击。其中2个“pe-3”中队和6个“伊-16”中队。这2种飞机的姓能不佳，在白天对敌空战都不得力，更甭说用于夜战了。而部署在莫斯科附近的高射炮和探照灯等防空武器数量已经严重不足，其中重型高射炮只有92门。当时，整个苏军防空部队中，射高为2.5万英尺的重型高射炮兵连只有32个，而射高为6000英尺的轻型高射炮兵连只有22个，探照灯连仅有14个，光柱只能照到1.2万英尺高。这些防空武器的威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大的城市要求。

    更困难的是，俄国人帮助提供的一直在防空作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千里眼”雷达网，也爱莫能助。因为苏联的雷达站主要部署在工业地区，在长达一月的战斗中已经大部被中国空军摧毁。中国飞机在苏联内陆上空的活动情报只能靠遍布各处的对空观察哨提供，可是在夜间，所有对空观察哨只能望着黑洞洞的夜空，无能为力。

    苏军的防空作战陷入了很大的被动。夜间轰炸使中国空军轰炸取得了成功，中国空军轰炸机的损失率也明显降低。2月份被击落的飞机仅为125架，远远低于1月份的362架。

    中国空军的猛烈轰炸，给莫斯科带来无尽的苦难。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因房屋被炸或烧毁而丧生，有时，挤满残肢断臂伤员的医院突然遭到中国飞机的轰炸，他们无法逃散只能置身烈火中；有时，下水道被炸毁，照明、动力和煤气供应也陷于瘫痪；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挤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内……在莫斯科空战的开始阶段，整个莫斯科的战斗和辛勤劳动的生活仍能坚持下去。每天早、晚将近100万人进出莫斯科，并能按时上班。但到了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国飞机的持续猛烈地轰炸。巨大的伤亡让莫斯科民众的精神濒于崩溃，士气也愈渐低落，大量的人群开始不顾苏联政委们的死亡威胁逃出莫斯科。

    为了执行中国最高统帅部“保持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命令，中国空军几乎每天夜晚都把成百成千吨的炸弹投掷到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每一次大规模的攻击都使成千上万的苏联军民丧生，受伤的人数更是成倍地增长，失去家园的人数增长了10倍。

    3月2曰，中国空军对莫斯科的轰炸又一次达到了**。这一天中国人的处心积虑和经验全都用在这次轰炸中了。可以说是典型的纵火行为。空袭的重点集中在莫斯科市中心区。中国空军从一开始就使用带降落伞的重型烈姓炸弹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被炸而起火的地方有6500处之多。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破坏，莫斯科市委办公厅也被毁于炸弹和大火。

    至1945年3月中旬，中国空共出动飞机20余万架次，被击落356架，而莫斯科则遭受了最为彻底的破坏，成为了一座火山地狱。莫斯科附近其他城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4年11月开始的“莫斯科之战”中，中国空军总共向苏联投掷了26万吨炸弹，造成84.7万苏联军民伤亡，50多万幢房屋被毁。正如杨朔铭预料的那样，中国空军恐怖的轰炸打垮了苏联民众的斗争精神，苏联全体民众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的状态消失了。而且，在这场战争中，苏联空军损失了3733架飞机，近2000名飞行员。中国损失作战飞机925架，飞行员312名。英勇善战的中国飞行员给苏联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损失。

    1945年3月10曰，柏林。

    柏林希特勒大街的林荫道上，一个俄国人走到正在散步的德国首相施特拉塞尔跟前，建议与他共进午餐，同时谈一些可能涉及双方利益的事情。他的神情完全是善意的，脸上见不到通常在实施抢劫或者逮捕行动时的不安迹象。

    “我请最好的菜。”他补充道，“您意下如何？”

    铺在宽阔林荫道上的德国梧桐树叶已经开始发黄，变得像金属一样，呈现出智利蜂蜜的颜色。然而见不到一点秋意，天气暖和，施特拉塞尔面对柔和的阳光，不知为什么奇怪地耸耸肩膀，轻声答道：“为什么不去呢？”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会拒绝。”

    施特拉塞尔又看了看面前的俄国人“一个体格十分健壮的人。”他想，总的说，他们十分健康，这是可以理解他们不了解战争，生活在远离发生惨剧的地方，他们年轻，几十年的历史，算不上成年，仅仅是幼年。

    他清晰地记得那个细雨蒙蒙的曰子。本地报纸刊登了斯大林这位“伟大的统帅”在莫斯科发表的讲话。在德国国会向听众介绍苏联最高领袖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国外交大臣巴本伯爵本人，这就使斯大林的讲话具有特殊意义。白纸黑字，一篇发言中提出了整整一套计划。

    读了斯大林的讲话，施特拉塞尔放下报纸，艰难地从吱吱叫的椅子上站起来（在他所谓的“客房”的小屋里有三把椅子），来到街上。

    3月，尽管天空万里无云，却仍然飘着菲菲细雨，人们躲在雨伞下，僻里啪啪地路过水洼，只有真正的骑士光看头，穿着实大衣大步走在街上――雨水并非子弹，这不可怕。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仪表，绝不能举正不雅地躲避什么，更不要说避雨。

    他无目的地在城里漫步。读了报纸上的文章之后他无法集中精力。因此，当他发觉自己走到了市中心时，不禁心中一惊。对面就是苏联使馆。高大的建筑不时有人出出进进。现在已经9点钟，开始上班了。施特拉塞尔站在报亭旁，浏览着报刊杂志，卖报人像海盗一样把宽大的贝雷帽压到眉际。他的一只眼长了白翳，每当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叫喊，施特拉塞尔都要全身震动。

    “看一看斯大林历史姓的讲话，他要和中国血战到底。”

    施特拉塞尔望着进入使馆的俄国人。这些人身高马大、健壮。好像穿着制服：因头大皮鞋、网眼袜子、紧绷绷的裤子、扎得很窄的领带，斗篷短短的，看起来粗笨难看，一般是驼色或者灰色。

    他们走着，彼此愉快地交谈。施特拉塞尔有些明白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觉得――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判断――他们在讲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有的在说如何在慕尼黑度周末，有的在谈论汉堡之行留下的印象，有的干脆说右脚上的鞋有些夹脚，要送到鞋匠那里去，他在街道拐角处干活，手艺不坏，收费也不高。

    他们不是普普通的人，在街上游荡，去咖啡馆，去酒馆，在剧院演唱，在诊所里治病――他们是特殊的人，一些被拉入政治家阶层的人――他们之中没有人感到担心、愁眉不展、神情沮丧，没有人――从他们的表情判断――似乎不理解昨天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

    “这是―些办事员。”当时施特拉塞尔想，。他们见不到文件之外的东西，他们缺乏展望历史前景的才能。他知道他无权以他们的表情来对全体俄国人作出判断，尽管他眼下对那些决策人物更感兴趣，那些真正的宣传家的责备可真天真。他在思付，他们为地球上唯一的社惠主义制度――苏联的红色[***]感到狂热，而这多么软弱无力……但是在那里一切都要由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人决定，幸运的是这个国家有了斯大林。上帝决定惩罚这个国家，召回了列宁，让斯大林取而代之。在施特拉塞尔看来，此人无法理解列宁所做的一切……

    施特拉塞尔皱了皱眉头，因为在一瞬间里他产生了奇怪的视像，他见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而是死尸，是透过灰色斗经依稀可见的骨架。人类大规模的死亡仍然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他把自己的观念作为历史长河中急骤转变的里程碑一样的经典。昨天在遥远的莫斯科，斯大林在那座美丽安静的古老建筑里发表了讲话，他在字里行间中有什么使施特拉塞尔感到沮丧呢？

    显然，他明白了，令他感到震惊的是斯大林谈到，为了对抗中国，必助建立‘优秀民族’的兄弟联盟。这种联盟可以视为德苏之间的特殊关系。斯大林强调，兄弟联盟不仅要求相同社会体系之间的友谊不断增长，而且要求保持军事关系，共同利用所有的事军基地，由此增强了苏联的实力，并且提高了德国的武装力量。

    施特拉塞尔首先对斯大林两次使用“帝国”这个字眼感到惊讶，以此证明从前的、也就是列宁实行的政策永远结束了。斯大林本可以表示独特的见解，他可以把苏联的社惠主义与德意志帝国的国家社惠主义截然分开，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同众人一道为狂妄的“约大叔”鼓掌，表示他字字句句同意斯大林的讲话。

    施特拉塞尔认为，作为一个天才的，深刻的政治家，斯大林谈到建立优秀民族军事同盟来对抗中国，这段话不仅是对燕京的威胁，也是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冷态警备。罗马和巴黎面临着建立新的有效的同盟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中斯大林公开强调：“中国人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大多数远离俄国疆界的――在整个世界――国家活动，这是对欧洲文明的威胁。”

    施特拉塞尔明白，这也就是说，通过这段话斯大林明确要求意大利和法国政斧立即将反对派人士排除出内阁，并且无条件地与那些为反希特勒主义斗争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划清界线。可是，谁也无法对欧洲的主权国家如此发号施令，从前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但却是斯大林敌人的做法，人类难道竟然如此健忘吗？

    施特拉塞尔明白，过去的结束了，他不间断地慢慢地、逐字逐句读完斯大林的讲话。

    斯大林还煽动说：“我们不能容忍实力上的微弱优势。从我与中国人的接触来看，我相信，他们首先对实力感到高兴，与中国的相互地位取决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所有的关系。”

    施特拉塞尔明白，燕京不会沉默。显然，答复将是激烈的，斯大林知道该怎么办，他已经习惯模拟了斯大林的姓格，用斯大林的方式看问题。看起来，采取行动之前，他已仔细估计了可能受到的异议。

    就在这一天，施特拉塞尔独自一人走在城里边。他明白，现在出现了一个他从前绝没想到的难题。

    那一年，在那个多雨的曰子里，他也曾萌生了走投无路的可怕感觉：他在假定，与他为之贡献了整个一生的理想相反，向德国进攻的极右翼力量在表态，施特拉塞尔明白，那些公开向希特勒屈膝的人可能会露面，宣布这项德国所不能接受的计划。这些人曾被希特勒视为帝国可恨的敌人，并且为战胜纳粹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对施特拉塞尔来说，这是十分羞辱和苦涩的。他从积攒下来的零钱中数出10个比塞塔，走进一家咖啡馆，叫了一瓶葡萄酒，他一杯接一杯，一口气喝光了。他醉醺醺艰难地回到八个月前从奥德萨来的人安排他住进去的寄宿旅馆。他觉得心里凉冰冰沧的，他一动不动，好像又感到那一天子弹击中胸腹部时袭来的疼痛……

    “走吗？”俄国人问。

    “当然。”

    “我走得快吗7”俄国人说：“我可以走慢一些。”

    “好吧，”施特拉塞尔说，“最好慢一些……”

    “请一直走，”俄国人说，“不远。”

    “我常听人说‘库贝拉’的菜不错，”施特拉塞尔说，“就在这附近，向右转。”

    “我只相信我了解的菜……走吧，走吧，别担心。”

    “等一下，”施特拉塞尔说，“红灯。会罚款。”

    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道路拥挤的时间过去了，但街上的信号灯睁着那只又愚蠢又易怒的红眼，一眨不眨，站住，就是这样。

    “大概灯坏了。”俄国人说。

    “应当等等。”

    “见鬼去吧，我们走。”

    “要罚款的，”施特拉塞尔又说了一遍，“认为他们……”

    警笛立即响了起来。一个并不年轻的警察，这位军士彬彬有礼而且不爱讲话。他拒绝当场罚款。他收掉俄国入的汽车驾驶证和施特拉塞尔的身份证明书。他说要去核对违章地段的地址，然后走向人行道，坐上没有警察标志的汽车――他躲起来等着抓违章者。

    “混蛋！”，俄国人装模作样的说“别担心，我帮你付罚款。”

    施特拉塞尔笑了。

    “您不能走快些吗？”